蘇軾一生留下了許多精美的詩詞文章，受人尊崇，影響極大；但以仕宦經(jīng)歷看，他官雖然做得也不小，但往往屁股下的椅子還沒有焐熱，貶謫的詔命已到，不得不交印走人，一路風塵，直到“鳥飛猶有半年程”的海角天涯。涉入烏臺詩案最驚險，差一點要了大才子的一條性命。連蘇軾的紅顏知己王朝云也笑他“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潞３粮?、如此坎坷，難說是成功的人生。但蘇軾是文人，常寫文章，寫文章時將做人的道理講得頭頭是道，不只有理而且有趣，讀后印象深刻。也許世上的事就是這樣充滿悖論：說不出什么做人的道理，卻可以有不俗的人生；反過來，進退失據(jù)、處境尷尬，又貌似通曉做人的道理。既如此，不以成敗論英雄，看看蘇軾是怎么說的吧。

寓意與留意

《王君寶繪堂記》是一篇不過三四百字的短文，講寓意與留意，關涉欲望的控制。蘇軾有沒有欲？回答必是肯定：有。在《東坡志林》修養(yǎng)篇里他就公開承認，“調(diào)生養(yǎng)氣，難在去欲”。凡人，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欲望，拿捏不好，不只讓當事人受累，還會貽人話柄。按照宋人的理解，欲出自人的氣質(zhì)之性，是一種自然的生成，關鍵在于是役物還是為物所役：人受氣質(zhì)之性左右，就容易被種種貪欲所溺；倘用義理之性管控，則欲與物不能予人為害。讀蘇軾的這篇堂記，感覺他是深諳此理的。

君子好色，蘇軾也是一個多情的男子，身邊不乏紅顏知己，傳統(tǒng)文化對君子的這點“雅好”也很寬容，說是“細行”、不會誤事、與大節(jié)無傷。蘇軾的口腹之欲很重，不理會“君子遠庖廚”的古訓，喜歡親下廚房，居然自創(chuàng)了不少好吃的菜肴，最有名的便是東坡肉。東坡肉屬于大眾菜，今天的正經(jīng)席面也常能見到，入口即化，肥而不膩，男女老少都愛吃，屬于雅俗共賞的菜品，東坡的創(chuàng)制讓后來的美食家們深受其惠。竹筍是蘇軾的最愛，蘇軾甚至放言“寧可食無肉，不能居無竹”，“嫩籜香苞初出林，于陵論價重如金”，盤中的這道時鮮肴饌也是文化食客心目中永遠的美味。雖然圣人也說“食色，性也”，但于食、色頗有所好的蘇軾一直保持著不為物役的警惕，在做人的這一方面，他倒是一點也不糊涂。

蘇軾興趣廣泛、愛好多多，但都止于寓意，不過是當事人的一點“雅好”。在這個范圍里，“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這就是境界。不以物之價值為意，凡能取悅情性、豐富自己生活的東西，無論貴賤皆可賞玩，賞玩之后，是留是去，皆“不復惜”、“不復念”，自然而然，役物而非役于物。我覺得這確是世人接物時應當有的秉持。近代名人張伯駒，為了收藏展子虔《游春圖》、陸機《平復帖》等珍貴書畫，變賣祖產(chǎn)、出售太太的首飾，傾其所有。令人驚嘆的是這些歷盡艱辛收藏來的寶物后來全被他無償?shù)鼐璜I給了國家，可見貌似一擲千金、不惜性命以殉的瘋狂之舉，在他其實也只是理性的寓意，非為滿足占有的私欲。

《容齋隨筆》有一節(jié)寫“士之處世”，說人有了年紀方能“未嘗置欣戚于胸中”，視金珠珍玩如小兒之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進入超然物外的化境。去溺真與年齡、閱歷的增長有關系嗎？蘇軾寫《王君寶繪堂記》時年屆四十，四十不惑，因而有了分辨寓意與留意的清醒意識。細細想來，這樣的解釋不免于牽強，作者不信，讀者想必也不會相信。

忍與不忍

蘇軾是個才人，高自標持，有時候卻又很鄉(xiāng)愿，世俗味十足。都說退一步海闊天空，蘇軾對此深信不疑，他寫《留侯論》《賈誼論》，將退讓的好處說得天花亂墜，對退有無邊際，如果有，它在哪，卻不置一詞。

“心”字上面一把“刀”，這字大家都認得，叫作忍。認得歸認得，能不能忍，忍得忍不得，這卻是一門莫大的學問。史稱韓信微時曾受集市上一個無賴的侮辱，要他從褲襠下鉆過，韓信含詬忍恥、隱忍下來，后來終成大事。前人文章中故有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故能為天下之不能為的說法。韓信甘受胯下之辱，堪稱千古一忍。后人又將忍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政治領域，元人趙良弼說：“或問為治，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彼€從人性根源講述忍的必要，說：“人性易發(fā)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克己，然后可以制怒氣；必順理，然后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jié)?。”（?a href="http://www.l14l.cn/lsgs/10806.html" target="_blank" class="keywordlink">元史》卷一百五十九）據(jù)說林則徐性急，律己嚴、對人要求也高，稍不如意便發(fā)火，我猜他后來一定讀到了《元史》中的這段話，受了啟發(fā)，特為自己制作了“掣怒”的座右銘，提醒自己要忍。不過我倒覺得，說忍便能濟事，未必盡然。目睹惡行，一味制怒，說是忍，不也違背了圣人求仁得仁、見義勇為的教誨？拿韓信來說，如果市井無賴得寸進尺、不依不饒，我想，稟性耿介的韓信一定會拔劍相向，出這一口惡氣。這樣想來，蘇軾一意力行，從黃州忍到惠州，又從惠州忍到儋州，一忍再忍，一生事業(yè)，好像都在踐履其對“忍”字的體認，這樣的忍更稱得上空前絕后。

《留侯論》《賈誼論》是蘇軾集中兩篇著名的人物論，其主旨都是講忍的道理。蘇軾將小忍與大謀做比較，認為忍小才能謀大。他贊賞張良政治上的成熟，認為張良的過人之節(jié)，就表現(xiàn)在人情有不可忍者而留侯忍了，張良輔助劉邦成就了王霸之業(yè)，自己也因此青史留名。他還舉出楚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而使宗廟社稷得到保全，項籍不忍而敗，劉邦忍而勝之的史實，將“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提升到哲理層面來認識與揄揚。對賈誼的不忍，惋惜不已，感嘆“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忍一忍，說不定曲徑通幽、柳暗花明的佳景就在前面。在這里“待”就是忍，不能待也就是不能忍。對賈誼的痛哭流涕，后人大多表達了同情，“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遭遇凄慘催人淚下，而豁達大度的蘇軾卻不以為然，認為與其整日悲悲戚戚，不如下大力氣做朝廷群臣的思想工作，疏通打點、溝通交流，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不過十年，可以得志”?！顿Z誼論》“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與《留侯論》“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志甚遠”，遙相呼應和印證，把一個“忍”字渲染成制勝的法寶。

“忍”真有那么大的神力嗎？要不要忍？自然是要，古人有說：“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但如何忍，何處是忍的界限，很值得研究。歷史上有不少名人也是知忍、善忍的大家。王陽明文治武功，千古一人，但被貶西南絕域時，滿腹經(jīng)綸的他居然親自拿著鋤頭畚箕去挖坑取土，掩埋兩個倒臥道路、素不相識的路人。陽明之忍亦何異于韓信。但貴州忍了，便有了后來書生掛帥、江西立功的不朽勛業(yè)。善忍者大概都有忍的底線，該忍時忍，不該忍時寧折不彎。當代偉人鄧小平當年被遣南昌，讀書思考、不氣餒、不喪志，終于迎來起復重用的機會；但當有人要他對“文化大革命”作肯定性表態(tài)、據(jù)以自固時，則被他決絕地拒絕，選擇了寧肯玉碎、不為瓦全的“不忍”。這便是知其可以忍而忍之，知其不能忍而不忍。關鍵時刻的這一不忍，雖然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陷入了一生最為險惡的境地，卻也使偉人人格熠熠生輝。

由此可見，忍與不忍往往與形勢、與力量對比及道德歸趨等復雜因素相關聯(lián)，一切都要從大處著眼。戰(zhàn)國時藺相如避讓驕橫的廉頗，是不愿發(fā)生內(nèi)耗，相忍為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為中國制定了韜光養(yǎng)晦的國策，深蘊機心，意思要養(yǎng)精蓄銳，忍來幾十年的和平發(fā)展。一言興邦，試看今日之域中，百年陰霾一掃而空，貧窮落后已經(jīng)離我們遠去?？梢?，這忍是必要的、值得的。但是不是時時要忍、處處逆來順受，則又未必。涉及核心利益就不能一味地忍。像蘇軾那樣被一頂烏紗帽牽著鼻子走，被人擺布來擺布去，自己忍了，別人感覺卻甚是“不忍”。圣人有所謂“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說法，意思是不忍，即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能忍的時候，那就是血脈賁張，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一點退讓余地也沒有。

面譽與背毀

蘇軾一生有許多歲月是在放逐中度過的，去官之后，讀書、寫東西之外還有大片可以支配的時間，無事時對人情物態(tài)常有留意，想問題一細，便有許多新的發(fā)現(xiàn)。一篇《墨君堂記》通過人們見面時稱呼中前揚后抑、面譽背毀，兩種迥然有別態(tài)度的觀察，居然把握到了深藏于人際交往背后的天理人心，讀后很受啟發(fā)。

蘇軾注意到“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對社會上有地位、有權勢的所謂長者、賢者，平時見面人們都得用尊稱，至于非長、非賢，則直呼爾、汝就對付了。這是稱呼的通例，大家都這么打交道，并無什么例外。重要的是蘇軾注意到對那些平日里恃財、恃勢通吃一方的人物，街坊鄰居大多“貌畏而心不服”，“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這些平時被人當面尊為君、公的人物，心術不正、行事多有可議，因為有權勢，路上碰了面，只得虛與委蛇、畢恭畢敬地打招呼，但一轉(zhuǎn)頭，指指戳戳、數(shù)落其人不是，往往而有。公道自在人心，誰能禁得住背后的議論？明人陳繼儒因有“使人有面前之諛，不若使人無背后之毀”的說法。

前些時讀古人稗鈔，說紀曉嵐在國史館受命編書，天熱，國史館里沒有降溫設備，便光起了膀子，剛好碰上乾隆皇帝來史館視察，差役報進來時，乾隆已經(jīng)進了后院，紀曉嵐無奈，只好躲到了桌子底下。乾隆倒也能體諒臣下，看見了，只作不知，巡視一番后便欲離去。剛跨過門檻，躲在桌子底下的紀曉嵐忍不住問：老頭子走了嗎？不料讓耳尖的乾隆聽見了，乾隆馬上返身傳那光著膀子的紀氏出來，要問他大不敬的罪。于是紀曉嵐便施展起了舌辯的本事，將“老頭子”作了別樣的解釋，乾隆爺那天大約心情好，放了他一馬。封建時代皇帝是最大的威權人物了，紀曉嵐直呼乾隆老頭子，不是找死嗎？

被人如何稱呼，特別是背后被人怎么稱呼，很能夠反映此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當著面，不好意思、敷衍著，背了人，沒了顧忌，該說什么就說什么。怕被人說、怕被人罵，就得將人做正了、做直了，這也是正人君子何以如此愛惜羽毛的原因?？磥?，這稱呼里面確實包含了不少做人的學問。蘇軾的文章也由此起興，用竹子的特性來與人格相比，認定竹子是樸實的君子，不以聲色嗅味來悅人耳目；不慕于勢利，不拘于好惡，不論貴賤親疏，待人接物一概地溫良恭儉；不管外部環(huán)境有多少變化，永遠堅守其質(zhì)直的節(jié)操?！暗弥?，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鄙碚?、行端，高自標持，無論古人還是今人，無論人前還是人后，竹子得到的都是稱贊和肯定。我想也是，凡人擁有這么多優(yōu)質(zhì)的品性，誰不愿與之親近，誰能忍心對這樣的人說三道四？

思與無思

考量蘇軾生平，感覺他身上確實頗有一點世俗氣，不過日常生活中的從眾、鄉(xiāng)愿只是蘇軾性格的一個方面；一進入充滿自信的學術文化領域，他好與人爭，特立獨行的品性便暴露無遺。也許世上那些可以稱為思想家的人，潛意識里總會有一點挑戰(zhàn)陳說、標新立異的沖動，譬如錢鐘書就認真與人杠著，羅列了多條理由，執(zhí)意要摘陸游、辛棄疾頭上的愛國主義帽子。蘇軾挑戰(zhàn)慎思、明辯的古訓，主張無思無慮，率性而行，大約也出自這樣的心理。

謀定而動，三思而后行，這是載于儒家典籍的明訓。唐代韓愈又有進一步的發(fā)揮，說：“行成于思，毀于隨”，認為行動之前應先將路徑、利害等關系考慮清楚，熟籌于心，這樣才能應付裕如、事半功倍。西方人笛卡爾有“我思故我在”的說法，將思而后行視為人的特性，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對人的自覺特性的強調(diào)也是眾所周知的。經(jīng)過思考的行動，是合乎理性的，最低限度，思考后行動便不會后悔。但蘇軾卻大唱反調(diào)，挑戰(zhàn)前人的經(jīng)驗，刻意張揚率性而行所得的快感。他在應約為朋友所寫的《思堂記》里說：“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即發(fā)，不暇思也。未發(fā)而思之，則未至；已發(fā)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痹谔K軾看來，未發(fā)而思，無的放矢，是無效的思維；已發(fā)而思，是遲到的聰明、放馬后炮。蘇軾是曠達之人，不愿蹈襲這種瞻前顧后、謹小慎微的活法。他說：“言發(fā)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边@是性情中人的發(fā)聲，想想也是，事無巨細都要斟酌再三、反復權衡考量，這等患得患失的做派，如何入得秉性剛直的東坡法眼？稍早，他在寫作《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中也稱自己：“余性不慎言語，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腑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為怨咎?！笨梢?，蘇軾對自己率性疏放的性格缺陷也極有自知。

需要指出的是，遇事即發(fā)，未暇思，是蘇軾話中表達的第一層意思；寧肯得罪人，也不能有違于直來直去的本性，則是第二層意思。后面這層意思爭議多，筆者也不敢茍同，未思而行卻讓我想到許多特殊的情況，感覺其中不乏一定的道理。

試以突發(fā)事件的處置為例。火車飛快開來，路人見有毫無知覺的孩子在鐵軌上玩耍，是思考后行動、還是憑直覺行動？如果真要思考，因為情況復雜，行動與結果有N種組合，若要一一考慮清楚，擇善而行，耗神費時事小，耽誤了救人事大，車到人飛，行前之思不也變成了馬后空炮、悔之何及？戰(zhàn)場情況瞬息萬變，也需要當事人做出即時反應，董存瑞、黃繼光的獻身，大多是臨機而斷、“未暇思也”。事起突然，千鈞一發(fā)，容不得半點遲疑，直覺的反應才管用，理智的選擇多半是滯后的。

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聽蘇軾說話也當如此。我覺得，未思而行，雖然是直覺的反應，但往往有健全的理性作鋪墊。例如魏晉之際的嵇康，此人潔身自好、秉性耿介，生活在多事之秋，卻未曾學得阮籍緘口是非的本事，“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使性慣了。人家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只是敬而遠之。他不，看不順眼、意見相左，立馬發(fā)作，絕交信給山濤寫了一封，給呂巽又寫了一封，像一個不動腦筋的莽夫。但一深究，不愿與司馬氏合作、同山巨源政見對立早就公開化；平日里鄙視齷齪小人也完全是出于嵇氏的秉性?？梢?，“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看起來像是意氣用事，屬于未加思索的即時反應，但這種未加思索的即時反應是以“剛腸嫉惡”為前提的，愛恨情仇早就深深地烙于嵇康那一副疾惡如仇的剛腸中了。逾思長林而志在芳草，與同道的向秀友善，對效忠大將軍、甘為鷹犬的鐘會當然就會惡語相向；喜歡正直率真的呂安，就一定會討厭卑鄙耍奸的呂巽。嵇康死得早，托孤山濤雖見悔意、《幽憤詩》也有一定的檢討，但與進行學理總結相比還差得遠。好在蘇軾對此也有思考，他直白地說：“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后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zhàn)而思生，則戰(zhàn)必不力?！彪m然是遇事即發(fā)、未思而動，仿佛是跟著感覺走，卻都能在平日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中找到行為的邏輯和根據(jù)。君子行善，自然是當仁不讓；小人作惡，也必是本性使然。除此之外，蘇軾話里其實還包含了這樣一層意思，那就是想多了，計及利害，難免左顧右盼，行動反會變形，口將言而囁嚅，足將進而趑趄。這樣的人生活中見得很多，如此謹慎小心，活得能不累嗎？

蘇軾鄙薄“臨事而思”，欣賞“遇事即發(fā)”，體現(xiàn)了他作為性情中人的本色。然而現(xiàn)實生活是復雜的，臨機處理問題的方法并不具有普適性，也應區(qū)別情形靈活對待，不能絕對化。謀定后動與遇事即發(fā)、未思而動各有其適應的場合，不能非此即彼。蘇軾一生，偶爾也有情緒化沖動的情形，但把他理解為一味任性胡來的莽夫就大錯特錯了。他與王安石政見對立，卻沒有因此反目，常在一起切磋文事、詩酒唱和；他夾在朝廷新舊黨爭之間，一意吞聲忍氣，找不到半點“寧逆人、不違己”的影子。朋友章質(zhì)夫名其堂為“思”，蘇軾受托寫堂記，有意借題發(fā)揮，與朋友笑謔調(diào)侃，才有了這篇反“思”的奇文，這也是讀蘇軾這篇文章時應該注意到的。至于蘇軾因隨意發(fā)聲而輒獲怨咎的經(jīng)歷，更是后人需要記取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