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學生

提問一（歷史專業(yè)）：建設中日新關系當中，美國的因素將是不得不考慮的。美國常處在一個調節(jié)者的角色，在中國的核心利益——臺灣問題上，美國發(fā)揮著關鍵作用。在中日關系中，時常見到美國的影子。您如何看待美國因素在中日關系及建立東亞同盟中可能產生的作用？

回答：您的問題抓住了要點。從目前來看，建立東亞同盟要排除美國的因素是很難的。日本本身也不希望排除美國去建立東亞一體化。從這個角度講，日本更傾向于建立東南亞一體化，比如“10＋1”或“10＋3”等。如果把美國拉進來的話，美國也只能充當少數(shù)派的角色，其發(fā)揮的影響力相對有限。再拿日本與朝鮮之間發(fā)生的綁架事件為例，朝鮮采取先與美國談判的策略，而不與日本直接交涉。這也反映了美國在日本對外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時，日本非常害怕中美的接近，如果中美間走得過近，那么日本就有被排擠的可能。

提問二（漢語言文學專業(yè)）：在四川大地震中，日本搜救隊被派到中國參與救援活動，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好感。但日本國內的右翼分子，依然為大多數(shù)中國人所警惕。作為學者，您認為從教育層面如何讓日本右翼分子正確認識歷史現(xiàn)實？歷史問題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如果得不到很好解決，任何戰(zhàn)略伙伴關系都會受到影響。為此，中日兩國之間應該就歷史問題有一個共識，您認為這種共識有沒有達成的可能？

回答：您的看法很對，為解決歷史共識問題，中日韓三國正在努力共同編撰歷史教材。您談到的右翼勢力的問題，他們并不單單針對中日關系，在北方四島的問題上，他們同樣發(fā)動了強大攻勢。日本政府對于右翼勢力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態(tài)度，因為日本政府知道，右翼勢力目前尚不成氣候。

提問三（高等教育研究所）：中日兩國的交往過程中，經貿關系發(fā)揮了很大作用。盡管經濟界的人士可以對政治產生影響，但據(jù)我了解，兩國普通民眾間的相互了解并不十分盡如人意。如何加強兩國普通民眾之間的交往，高等教育界可以在經濟界以外為中日新關系的建立發(fā)揮怎樣的作用呢？同時，中日兩國關系一直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這與領導人有較大的關系，目前日本政界右翼色彩有所抬頭，后福田時代的日本政治會如何發(fā)展，雙方能否建立穩(wěn)定的中日關系？在中日關系中，美國的角色十分重要，這也是我想了解的問題，因為中美日三國始終處于微妙的狀態(tài)中。

回答：關于第一個問題，經濟以外建立兩國友好關系的辦法，比如我剛才提到的共同編撰歷史教科書。您提到的日本普通民眾對中國的不友好，我想主要是受到媒體的影響。我在給大學一年級學生開設“亞洲政治學”課程中，總要拿兩份報紙，一是《朝日新聞》，另一份是與《朝日新聞》持對立態(tài)度的《讀賣新聞》，讓同學自己閱讀、自己辨別，而不是道聽途說，這門課的效果很好。我的學生中也有留學生，有日本學生，也有中國學生，我通常會讓他們自由爭論，對中國不大友好的學生，通常受《讀賣新聞》影響較大。第二個問題，小泉和安倍兩位日本首相的想法是很明確的，那就是親西方。小泉的當選，也存在其他的因素。比如很多日本女性選民受到小泉外形的影響，從而把票投給了他。這恰恰說明我們應該加強對國民的政治啟蒙教育，教育他們應該選擇一個怎樣的政治家作為首相。第三個問題，中美日三國常常相互鉗制、相互利用。我認為如果中日關系能夠走好的話，可能會對美國產生鉗制的作用。

提問四（高等教育研究所）：您剛才提到，未來的國家首腦必須具有三個視野，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國家，其次要了解對方的國家，再次要具備世界的視野，這三個視野如果采取統(tǒng)一的標準似乎有所矛盾，您認為這三點應該持同一標準還是應該保持多樣化？

回答：你說得很對，從微觀上看，它們之間是有矛盾的，但我們應該站在宏觀的視角上看問題，去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我們在考慮本國利益時，要有限度，要保持一個平衡性，不能以危害他國利益為前提。我們既要愛家鄉(xiāng)、愛國家，從更加本質的角度講，更要愛人類。如果能夠真正做到愛人類的話，那么就能超越單純的國家的觀念。

【注釋】

[1]本文為鄉(xiāng)田正萬教授2008年6月6日在復旦大學亞洲論壇上的演講稿。

[2]鄉(xiāng)田正萬，日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日本神奈川大學法學部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