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我國著名學者、作家、文學史家、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藏書家?！拔逅摹毙挛幕\動時，他已在北平，積極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爭。1919年11月，他與瞿秋白、耿濟之等人，創(chuàng)辦了《新社會》旬刊，并發(fā)表了他的處女詩作《我的少年》和《燈光》，此后，他開始嘗試小說的創(chuàng)作，寫了《驚悸》和《平凡的毀了一生》等。與此同時，他還從事俄羅斯文學的研究與介紹，寫有《俄羅斯文學的特質與其史略》的論文。他認為“悲苦的音調，灰色的色彩”，多討論“社會問題，人生問題”是俄國文學的特質。相隔一個月，即1920年7月，他又為《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由耿濟之、沈穎等人翻譯）作序，盛贊俄羅斯文學是世界近代文學的“真價”，體現(xiàn)了“‘真’的精神”。并特別指出：俄國文學是國民性格，社會情況的寫真，“是人的文學，是切于人生關系的文學，是人類的個性表現(xiàn)的文學”，“是平民的文學”，它“獨長于悲痛的描寫，多凄苦的聲音”，是“悲劇的文學”。

鄭振鐸的這些文字，表明他已接受了周作人關于“人的文學”的思想，并用以評價俄羅斯文學。又因為他從步入文學的門檻起，就在學習研究俄羅斯文學的精神，對于那種重視平民的現(xiàn)狀，又長于去描寫他們的悲痛和凄苦的生活的文學，他已了然于心，融入他的思想中。

1921年1月4日，他和周作人、沈雁冰、葉圣陶等人在北京發(fā)起成立了文學研究會，倡導“為人生”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

在經(jīng)過這樣一個過程后，鄭振鐸終于將自己對于文學的思考提了出來，這就是“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

1921年6月30日，鄭振鐸署西諦在《文學旬刊》第6號上發(fā)表《血和淚的文學》，指出：在“到處是榛棘，是悲慘，是槍聲炮影”，是血跡的世界上，我們怎能要那“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鴛鴦蝴蝶式的情詩情文、云月、樹影、山光等作品?！拔覀兯枰氖茄奈膶W，淚的文學”。

這一口號，直面黑暗的社會現(xiàn)實，直面普通百姓的痛苦人生，要求文學反映他們的饑寒交迫，疾病痛苦，家庭不幸，生存維艱，寫出他們人生中的血和淚，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呼救。

在這個口號提出一年后，鄭振鐸將自己對這一口號的思考，進一步加以闡述，寫了幾篇文章：1922年6月21日，發(fā)表在《文學旬刊》第41 期的“雜談”和《無題》；1922年7月21日，發(fā)表在《文學旬刊》第44期的“雜談”7則；1922年8月11日，發(fā)表在《文學旬刊》第46期的“雜談”5則。

這些文章，有三個方面的意見：

第一，“血和淚的文學”是今天社會環(huán)境的必然產(chǎn)物?！拔覀兯怨拇怠蜏I’的文學，不過以為在這個環(huán)境當中，應該且必要產(chǎn)生這種的作品罷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一個時代的有良知的關注社會和民生的作家，他不可能置普通百姓的苦痛的生存狀況于不顧，去寫那種與民生不關痛癢的作品。但是，我們不是叫一切的作家都拋棄了他素來的主義，齊向這方面努力；也不是以為除了“血和淚”的作品以外，更沒有別的好文學。鄭振鐸一方面希望作家能從社會現(xiàn)實出發(fā)，反映百姓在社會壓榨下的非人的生活，寫出非人的生活的文學，另一方面，他又不強求其他作家以必同。他說了一段非常形象的話：“我們不能強求歡樂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強為歡笑。如果自己感不到真摯深切的哀感，而強欲作‘血和淚’的作品，則其‘做作’其‘空虛’必與那些‘無病而呻’的假作家一樣無二?！边@里，鄭振鐸明確指出：現(xiàn)實社會的環(huán)境狀況，是“血和淚的文學”產(chǎn)生的必然的基礎和條件，但是，如果作家對社會沒有深切的了解，對百姓的痛楚沒有深切的“哀感”，就不可能有“血和淚”的文學作品。

第二，“血和淚的文學”，必將為中國文壇未來的趨向。鄭振鐸說：這種不安的社會，虎狼群行于道中，弱者日受其魚肉，誰不感受到一種普遍的壓迫與悲哀呢？所以，“我們是希望著，是鼓吹著，因為我們的心靈上已飽受這不安社會所給予的壓迫與悲哀了。因此，我們的情緒便不得不應這外面的呼聲而有所言”。這是說，“血和淚的文學”在中國出現(xiàn)的必然性，而不是誰的主張和誰的要求。

第三，“血和淚的文學”作品，“必須顧到‘文學’二字”。鄭振鐸在《新文學觀的建設》一文中，批評了以娛樂讀者為文學的目的的意見，指出那樣就會使文學的高尚使命與文學的天真，必掃地以盡，“嚴格說來，則這種以娛樂為目的的讀物，可以說他不是文學。因為他不是由作者的情緒中自然流露出來的，而是故意做作的。文學以真摯的情緒為他的生命，為他的靈魂，那些沒有生命，沒有靈魂的東西，自然不配稱為文學了”。他在《小說月報》的一次談“現(xiàn)實主義文學”時，又說過，“忠實的寫社會或人生的斷片的，而其裁取此斷片時，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間”，因此，他把作者的“情緒與最高思想的聯(lián)合的‘想像’的‘表現(xiàn)’”作為文學的最高要求。作為表現(xiàn)“血和淚”的文學，作者必定對普通百姓的非人的生活狀況有深切的了解，以至達到情緒上“哀感”的極致，才能產(chǎn)生出真正的“血和淚”的文學作品。

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都是“文學研究會”的發(fā)起人，他們在步入文學領域的時候，都接受了外國文學的影響，特別是俄國文學的影響，因此在文學思想、文學見解方面都有某些相通的地方。鄭振鐸的這一口號，不妨把它看成是對“人生諸問題”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是要求作者在對社會問題進行考察、研究的時候，首先是對社會底層“平民”的痛苦的生活環(huán)境，血淚的人生境遇，給予表現(xiàn)和描寫。因此這一口號，具有明確的指示性，具有強烈的震撼力，是“人的文學”的補充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