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傭關系是指雇主與雇員約定在一定期限內，由雇員向雇主提供特定的勞務，并由雇主給付雇員報酬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上世紀上半葉，我國的許多出版企業(yè)大都采用雇傭的方式延攬編輯人才。一般說來，雇傭關系中的出版社和編輯，雙方的主體地位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管理與被管理的隸屬關系，編輯的勞動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在雇傭關系成立后，雙方卻建立起一種指揮與服從的關系。雇傭關系的這種特征，突出表現為出版社和編輯雙向選擇的流動性。作為出版社一方，利用雇傭關系的這一特征，形成出版社用人的基本原則，即合用則留，不合用則辭；而作為雇員的編輯人員，除非決意另謀高就，否則，決不能違背出版社既定的出版宗旨和出版思路，而且還要千方百計在自己具體的編輯實踐中體現出版社的個性化風格。

現代書局與《現代》雜志主編施蟄存的關系就是一種典型的雇傭關系。施蟄存說：“我和現代書局的關系，是傭雇關系。他們要辦一個文藝刊物，動機完全是起于商業(yè)觀點。但望有一個能持久的刊物，每月出版，使門市維持熱鬧，連帶地可以多銷些其他出版物。我主編的《現代》，如果不能滿足他們的愿望，他們可以把我辭退，另外請人主編。”^[1]他還說：“現代書局要籌刊一個供給大多數文學嗜好的朋友閱讀的雜志，遂把編輯的責任委托給我。我因為試想實現我個人的理想，于是毅然負起這個《現代》主編者的重荷來了?！?sup>[2]與現代書局雇傭關系的確立，必然使施蟄存清醒地認識到，主編《現代》雜志必須要迎合現代書局的商業(yè)動機，雜志的品格生成應滿足現代書局的“愿望”，當然，也可以期望借此實現自己“個人的理想”。但是很顯然，這種雇傭關系一經成立，重要的并不僅僅在于主編的“個人的理想”的實現，還要使雜志的品格能與現代書局的創(chuàng)辦動機—“商業(yè)觀點”相契合?，F代書局與施蟄存之間建立起的這種雇傭關系，為我們重新闡釋和深入研究《現代》雜志品格的生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

一

影響雜志品格生成的因素是多樣的，如社會狀況、文化風尚、讀者的審美需求、創(chuàng)辦者的文化修養(yǎng)和精神氣質，以及雜志文本的主題、題材、體裁和語言等。然而，所有以上影響雜志品格生成的因素，無不是在雜志創(chuàng)辦動機的規(guī)定下起作用。一種雜志的創(chuàng)辦，必然基于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還要適應精神文化產品商業(yè)消費的特殊規(guī)律，在文化與商業(yè)的契合點上拓展生存與發(fā)展的空間。

雇傭關系下的《現代》雜志，其編輯宗旨必然服從于現代書局創(chuàng)辦這一雜志的商業(yè)動機。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現代書局的商業(yè)動機是基于書局營業(yè)的考慮，對雜志所要闡釋的思想主題和藝術追求不一定有嚴格的制約和限定，正如張靜廬在談到雜志發(fā)行時所說：“‘怎樣可以使雜志的銷路廣大起來？’……歸根結底只有一句話—‘內容充實！’講到內容充實，或怎樣使它充實起來，這是編輯先生的事，發(fā)行人是在船里著力，無濟于事?！?sup>[3]現代書局基于商業(yè)目的的創(chuàng)辦動機與主編施蟄存實現個人理想的抱負在《現代》雜志品格的生成中，其實并沒有形成價值追求上的錯位，也就是說，現代書局并不是要讓《現代》雜志成為純粹庸俗化的、淺表化的利潤工具，而施蟄存對于文學的商業(yè)性價值也有觀念上的認同，二者在商業(yè)規(guī)則的制約下達成了一種對話和交流的默契。這種默契所體現出的相同的價值趨向，共同規(guī)定著《現代》雜志品格的生成。

張靜廬雖然不是現代書局和施蟄存之間雇傭關系的直接締結者，但是創(chuàng)辦《現代》雜志的設想、雇請施蟄存擔任主編的動議卻是由他首先提出的，并且在施蟄存主編雜志的籌劃和實踐過程中，給予了積極的指導和支持。張靜廬再次進入現代書局時期，正是淞滬戰(zhàn)爭爆發(fā)之時，他親眼目睹了戰(zhàn)爭之后出版業(yè)的蕭條。他在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我們回到上海，已經是淞滬戰(zhàn)爭后十余天。所有商店都關著門……”^[4]多年的出版經驗和一貫的自我期許，告訴他此時正是一個可以令自己大展身手的好時機，他想為戰(zhàn)爭恐懼中的民眾提供一個精神寄托的所在，也為現代書局尋得一個良好的商機，于是即刻決定創(chuàng)辦一種能替代因戰(zhàn)爭而?？摹缎≌f月報》的文學雜志。現代書局此前曾創(chuàng)辦《拓荒者》《前鋒月刊》等文學雜志，但因與政治靠得太近，使現代書局在名譽上和經濟上都受到損害，所以張靜廬“急于要辦一個文藝刊物，借以復興書局的地位和營業(yè)”^[5]。他經過認真考慮，決定雇請施蟄存來做主編。

施蟄存所走的路與當時的海派文人基本上是一樣的。1926年在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讀書期間，與同學戴望舒、杜衡自費創(chuàng)辦了《瓔珞》旬刊，稿件主要是他們三人自己的著譯。不久，戴望舒的好友劉吶鷗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在這僅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施蟄存發(fā)表了《上元燈》（原名《春燈》）及《周夫人》兩個短篇小說。1927年4月，蔣介石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當時同為共青團員的施蟄存和戴望舒、杜衡，在白色恐怖之下，撤離震旦大學，隱避在松江施蟄存的家中暫住，開始了他們的“文學工場”生涯。施蟄存回憶說：“我們閉門不出，甚至很少下樓，每天除了讀書閑談之外，大部分時間用于翻譯外國文學?！?sup>[6]“這期間，雪峰和望舒經常到上海去，大約每二星期，總有一個人去上海，一般都是當天來回。去上海的目的任務是買書或‘銷貨’”；“所謂‘銷貨’，就是把著譯稿帶到上海去找出版家。最初和我們有關系的是光華書局，其次是開明書店，它們都為我們印出了一些書?！?sup>[7]文學創(chuàng)作被稱之為“工場”制作，將作品交出版社被稱之為“銷貨”，明顯地體現著商業(yè)社會以及都市文化消費的印痕。其間，光華書局同意給他們出版一個小型同人刊物《文學工場》，施蟄存、戴望舒、杜衡、馮雪峰等人很快就將創(chuàng)刊號編定，兩星期排出清樣，老板沈松泉覺得內容過于偏激，左翼色彩太濃，取消了合作計劃。“文學工場”結束后，他們又創(chuàng)辦了《無軌列車》，開設了“第一線書店”，后改名“水沫書店”，出版了施蟄存的小說集《上元燈》、望舒的詩集《我的記憶》、蓬子的詩集《銀鈴》、胡也頻的《往何處去》，還有雪峰介紹來的柔石的《三姊妹》等。為了書店廣告宣傳的需要，又創(chuàng)辦了《新文藝》月刊。如果說在此之前，施蟄存參與編輯的刊物是同人刊物，是為了建造自己發(fā)表文章的園地的話，那么隨著出版活動的深入，他對出版的商業(yè)性認識也有了更進一步的加強。他在解釋創(chuàng)辦《新文藝》的緣由時說：“一個定期出版的文藝刊物，對編者來說，是為了自己及朋友們發(fā)表文章的方便。對出版家來說，是為其他出版物做廣告?！?sup>[8]創(chuàng)辦《新文藝》不僅僅是方便文章的發(fā)表，更重要的還有商業(yè)方面的考慮，所以編輯方針的確立就要面對市場，雜志內容的選擇就要盡量迎合讀者的閱讀趣味。

雇傭關系下《現代》雜志品格的培育，張靜廬與施蟄存是直接的參與主體。張靜廬作為《現代》雜志的創(chuàng)辦者實在是幸運的，不僅時代給了他機遇，而且聘請到的主編也是不二人選。海派文人的經歷，鍛煉了施蟄存對文學商業(yè)化的體認。他作為作者、譯者、編者所進行的出版活動，不僅為他積聚了廣大的作者資源，還為他積累了豐富的辦刊經驗。當成為雇傭關系下《現代》雜志的主編時，他能很自然地調整自身角色，清醒地認識到辦刊不僅僅是個人理想的寄托，還是一種謀生手段，更是在為書局老板創(chuàng)造一個商業(yè)利潤的來源。張靜廬和施蟄存雖然因為人生經歷、文化品格和文學素養(yǎng)的不同，不可能在文化心理結構上達成全面的對接，但對雜志商業(yè)性特征的體認卻有相同的傾向性，形成了基本的共識。張靜廬作為雜志的創(chuàng)辦主體是想通過文學雜志的市場力量來達成自己的商業(yè)利益訴求，而施蟄存作為雜志的編輯主體則通過具體的編輯實踐，對創(chuàng)辦主體的商業(yè)利益訴求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二

上世紀30年代初，左翼文藝和“民族主義文藝”先后出現，并形成左右對峙的局面，在文學發(fā)展方向上起著決定性作用。現代書局緊隨潮流，先是創(chuàng)辦了幾種左翼雜志，遭到國民黨當局查封；后又屈膝于政治勢力，出版了國民黨的御用雜志，受到進步作家的唾罵。或左或右的出版行為均遭失敗，給了現代書局以深刻的教訓。張靜廬“為了復興書局的地位和營業(yè)”，決定創(chuàng)辦一種新的雜志，“他理想中有三個原則：（一）不再出左翼刊物，（二）不再出國民黨御用刊物，（三）爭取時間，在上海一切文藝刊物都因戰(zhàn)事而?？恼婵掌陂g，出版第一個刊物”^[9]。張靜廬提出了“不出什么”，施蟄存就在具體的編輯實踐中予以貫徹。雇傭關系的構成，使現代書局的原則性要求與主編的智慧和才情在前者的導控下達成了良性互動。

施蟄存首先考慮的是編輯方向。他回憶說：“我開始籌編《現代》，首先考慮編輯方向。鑒于以往文藝刊物出版情況，既不敢左，亦不甘右，又不欲取咎于左右，故采取中間路線，盡量避免政治干預?！?sup>[10]《現代》既然要“采取中間路線”，就不能辦成“同人雜志”。五四以來，新文化陣營中的文學雜志大都是“同人雜志”。這種同人雜志，一方面體現出自己流派的風格，成為聯合“同志者”的主要陣地；另一方面又排斥不同的思想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與文學多樣性追求相悖?！冬F代》自創(chuàng)辦之初就試圖糾正這種傾向。施蟄存在《現代》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了一個《創(chuàng)刊宣言》：“本雜志是普通的文學雜志，由上?，F代書局請人負責編輯，故不是狹義的同人雜志。因為不是同人雜志，故本志并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因為不是同人雜志，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國全體作家的協助，給全體的文學嗜好者一個適合的貢獻。因為不是同人雜志，故本志所刊載的文章，只依照著編者個人的主觀為標準。至于這個標準，當然是屬于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方面的……”在這里，施蟄存對“不是同人雜志”的強調，正如李歐梵所分析的，“是為了要把他的編輯方針和流行的編輯法區(qū)別開來：當時幾乎所有的文學期刊的實際操縱者都是小‘黨派’—在一個文學社團里的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持他們自己所提倡的文學和意識形態(tài)立場”^[11]。《現代》的立場，是要讓雜志成為一個多向度對話的場所，讓來自各個陣營的作家有一個展示自我的公共平臺，使雜志呈現多種文學流派、文學樣式共生的局面。從創(chuàng)刊號到第6卷第1期，《現代》共發(fā)表了茅盾、張?zhí)煲淼?0余位“左聯”作家的創(chuàng)作，也發(fā)表了創(chuàng)造社元老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的作品，還發(fā)表了張資平、葉靈鳳等海派文人以及穆時英、施蟄存、劉吶鷗等新感覺派作家的創(chuàng)作，發(fā)表了周作人、沈從文、廢名等京派作家的作品及老舍、巴金等民主作家的作品；在文藝理論方面，既有魯迅、瞿秋白、周揚、馮雪峰等人的多篇文章，又有林希雋的《雜文和雜文家》等與魯迅對立的文章，還有“第三種人”蘇汶、“自由人”胡秋原、反動文人楊邨人以及“中間派”韓侍桁等的文章。尤其是在當年最為激烈的關于“第三種人”的論爭中，《現代》雜志發(fā)表論爭文章，卻并不作是非判斷。施蟄存說：“當年這些論辯文章，都經過我的手，由我逐篇三校付印。我在校樣的時候，就發(fā)覺有此現象，但我決不介入這場論辯，故始終緘默無言”；“對于‘第三種人’問題的論辯，我一開頭就決心不介入。一則是由于我不懂文藝理論，從來沒寫理論文章。二則是由于我如果一介入，《現代》就成為‘第三種人’的同人雜志。在整個論辯過程中，我始終保持編者的立場，并不自己認為也屬于‘第三種人’—作家之群。”^[12]把《現代》與當時其他的文學雜志相比較，不難發(fā)現，在這里幾乎看不到鮮明的派別意識、階級意識，只有不同風格、不同流派的作品紛呈異彩。

施蟄存對依附政治的功利化誘惑保持了高度的警惕。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后，上海的各大報刊對此保持沉默，《現代》第3卷第2期卻將此事公開，在《現代》第3卷第3期，施蟄存又編印了一頁圖版，題為《話題中之丁玲女士》，并附有一段圖版說明：“女作家丁玲于五月十四日忽然失蹤，或謂系政治性的被綁，疑幻疑真，存亡未卜……”接著，施蟄存收到各地讀者的許多來信，有些信要求介紹丁玲的生平及作品；有些信以為丁玲被槍決，要求《現代》出追悼丁玲的專號或特輯。有人還就此希望《現代》能指示一個目標，領導一般青年向前進。施蟄存回復道：“至于要《現代》提示一個領導青年的目標，我們覺得很慚愧，我們提示不出來。因為一個文藝雜志的目標，在目下的中國，是無論怎樣裝得前進，總還是不夠領導青年的。對于真正從事于革命行動的青年，我們不敢居于領導的地位，因為事實上他們做的工作已經比我們有效果得多了?！覀冊敢獗M了一個文藝雜志所能做的革命工作，但我們不肯虛張聲勢，把整個革命工作放在文藝雜志的目標上以欺騙讀者，而結果是既沒有革命，也并不成為文藝。”^[13]

李歐梵指出：“盡管施蟄存在‘創(chuàng)刊宣言’里聲稱他并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但雜志上刊登的外國文學的作品清楚地映照出了他本人對歐洲現代主義的文學偏好?！?sup>[14]在第1卷第1期《編輯座談》中，施蟄存就開宗明義地說：“這個月刊既然名為《現代》，則在外國文學之介紹這一方面，我想也努力使它名副其實。我希望每一期的本志能給讀者介紹一些外國現代作家的作品。”事實上，他也正是這么做的，每期雜志都刊登相當數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到第5卷第6期，施蟄存組織30多位翻譯人員苦心經營了三個多月，編成《現代美國文學專號》，專號內容涉及美國現代文學的小說、戲劇、詩歌、文藝批評、作家介紹及文壇動態(tài)許多領域，被稱為中國現代期刊史上最大的外國文學專號。同時，《現代》雜志尤其關注活躍于當時文壇上的先鋒作家，展現了一個都市前沿文學的“現代派”文學世界。雜志刊載了許多在藝術上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作品，如穆木天的象征主義詩歌，“詩怪”李金發(fā)的詩作，穆時英的新感覺派小說，戴望舒的現代派詩歌，施蟄存的意象抒情詩，張?zhí)煲淼闹S刺幽默小說，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老舍的寓言體小說，葉靈鳳的浪漫小說，金克木的意象哲理詩，徐訏的唯美小說，茅盾的社會剖析小說等等。由于施蟄存的審美偏愛和積極引導，現代派作品在《現代》上得到了一個集中展現的機會，因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圖景?！冬F代》作為現代派文學的“大本營”，以其文學生產的特有方式參與并支撐了中國現代派文學的美學創(chuàng)造，厥功甚偉。

一份雜志在多樣化的環(huán)境中生存，就要通過明確的定位來選擇自己的方向和取舍的依據，就要表明立場，表明主張，走自己的路，有所為有所不為，以自己獨立的姿態(tài)展現存在價值，完成歷史的選擇。施蟄存服從現代書局的商業(yè)目的，遵照張靜廬辦刊的原則性要求，從編輯方向的把握入手，采取中間立場，疏離文學的政治功利化，把《現代》辦成了“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并培育壯大了中國現代派文學，在剛剛經過戰(zhàn)爭，又備受政權壓制，文化陣營內部斗爭復雜的大環(huán)境里，營造這樣一個寬松自由、弘揚現代文化、活躍文學生機的空間，充分體現了編者獨到的理性魅力和實踐才能。

三

出版系統(tǒng)以市場化的方式運營，出版物作為一種選擇化、功能化、價值化的文化產品，體現著編輯主體的意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經營主體的商業(yè)運作邏輯。張靜廬對雜志營銷駕輕就熟，有自己的一套成熟而有效的經驗，在雇傭關系制約下，施蟄存作為現代書局商業(yè)化立場的具體體現者，在雜志的市場化運作上，針對當時的市場特點和讀者心理，推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使得《現代》雜志從一開始就受到了讀者和市場的認可。

張靜廬認為，辦雜志“最重要的是不使讀者過于失望。為了這，所以未出版之前千萬不要自己過于夸耀，或者不必要的寫上一大批特約撰述的名單。在預告時候，讀者因為過于夸耀幻成一種理想的讀物，以為一定是百分之百的配他脾胃的，待到讀完之后，覺得距離他的理想很遠很遠，于是起了反應感覺失望……這是頂可怕，也是辦雜志的朋友和出版社應該避免的地方……”^[15]《現代》雜志創(chuàng)刊之時采取的就是低調操作的方式，事先并沒有過分張揚，創(chuàng)刊號上的《創(chuàng)刊宣言》告知讀者刊物的性質和編輯方針，寫得簡短、質樸，編輯人也只署施蟄存一人的名字，這與有些雜志如《創(chuàng)造》季刊、《文學》雜志等羅列諸多名家以造聲勢、先聲奪人的辦刊方法截然不同?！冬F代》穩(wěn)扎穩(wěn)打，一期比一期精彩，真正成為“作家的大集合”是到了第2卷第1期的“創(chuàng)作增大號”才體現出來。第2卷第1期中增加了小說、詩歌的分量，葉圣陶的《秋》放在首篇，之后是茅盾的《春蠶》、郁達夫的《東梓關》、魯彥的《胖子》、巴金的《電椅》、張?zhí)煲淼摹冻鸷蕖贰⒛聲r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杜衡的《重來》、劉吶鷗的《赤道下》、葉靈鳳的《紫丁香》和老舍的《貓城記》，詩有郭沫若的《夜半》和《牧歌》、李金發(fā)的《夜雨孤坐聽樂外二章》、戴望舒的《樂園鳥及其他》和施蟄存的《九月詩抄》，劇本有歐陽予倩的一幕劇《同住的三家人》、白薇的《敵同志》，論文有魯迅的《論“第三種人”》、蘇汶的《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以及戴望舒著名的《望舒詩論》。同時“現代文藝畫報”欄還刊登了郁達夫與妻子的合影、郁達夫自寫的聯語，俞平伯、冰心、沈從文、郭沫若、茅盾等的手稿墨跡，葉圣陶治的印，李金發(fā)和任廷芳的合影，葉靈鳳、穆時英、老舍等的近照，以及苦雨齋中的周作人、格洛賽畫的巴金、達特安郵船上的戴望舒等作家信息。一期刊物中有如此眾多的各流派名家云集，有如此眾多的在現代文學史上享有盛譽的名篇亮相，確屬罕見。就是這樣一期在當時難得一見的容量大、質量高的雜志，完全值得大肆宣揚、炒作，然而，施蟄存在前一期即第1卷第6期的《編輯座談》中對讀者預告依然不事張揚：“下一卷的《現代》，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有些改革。但此刻卻尚不能具體的給讀者一個預告。因為當這一期本刊出版時，我還在幕后布置第二卷的場面，戲招子貼不出來，我想也是好事，因為事先夸張了，將來與實際不符，反而得罪了讀者。但我可以在這里預告一下，第二卷第一期的《現代》將是一個使讀者不會失望的創(chuàng)作特大號?！边@種編輯手法，正如張靜廬所說：“主辦雜志的只要抱定宗旨，堅定信念，埋頭實干于自己理想雜志的創(chuàng)造，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漸進，不夸大，不作過分的宣傳，則讀者方面對這本雜志決不會發(fā)生反感?！?sup>[16]

“創(chuàng)刊號”怎么辦，也是大有講究的。張靜廬認為：“創(chuàng)刊號雜志的銷數，一定會比平時的或是后二三期的為多。所以第一期雜志編得比較精彩或發(fā)行得普遍，與未來的銷數有極大的關系。”^[17]施蟄存3月中旬受任《現代》主編，現代書局希望5月1日出版創(chuàng)刊號，時間甚為倉促。因為創(chuàng)刊號成功與否，直接關系到以后各期雜志的銷路，所以施蟄存不敢有絲毫怠慢。他寫信邀請在杭州的好友戴望舒、杜衡一起來上海，參加刊物的設計和籌備工作，馮雪峰也提供幫助，張?zhí)煲怼⑽航鹬?、巴金、瞿秋白的稿子都先后寄到。經過緊張努力，創(chuàng)刊號如期出版，內設“小說”、“詩”、“文”、“雜碎”、“藝文情報”、“編輯座談”等欄。首篇是施蟄存極力推介并培養(yǎng)的作者穆時英的《公墓》，另有施蟄存、戴望舒、杜衡三人自己的作品，還有張?zhí)煲?、魏金枝、巴金、樓適夷等人的佳作。創(chuàng)刊號是一期“特大號”，共198頁，內容豐富，質量上乘，定價卻只有3角。初版印刷3000冊，5天賣完，又再版2000冊。

一般月刊，都是以一年12期為1卷。為擴大銷路，施蟄存把《現代》改作以半年6期為1卷，目的是增加“特大號”。對出版商而言，出版“特大號”，成本并沒有多大的提高，但銷數激增，利潤也就加大了，這就是“特大號”的魅力。對于每卷首期出版“特大號”，張靜廬認為“第一期能夠出一種專號或特輯當然好些，然而這專號特輯是要有內容的，并不光是篇幅的加厚”^[18]。如第2卷第1期“創(chuàng)作增大號”，共218頁，比創(chuàng)刊號還多20頁，零售每本5角，預定戶依然享受原價。因為是以內容取勝，出版后，頗得讀者好評。添印2版，共銷售了1萬冊。

除了“特大號”之外，施蟄存還推出了“增大號”、“狂大號”、“專號”等，花樣不斷翻新，而在內容的設計上、欄目編排上，施蟄存也別出心裁，通過征文、論爭、開放讀者園地、架構溝通橋梁等手法提高《現代》的市場競爭力。僅舉一例加以說明：《現代》第1卷第3期發(fā)表了蘇汶的《關于“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在文藝界引起了一場關于“第三種人”的大論爭，延續(xù)了一年之久。表面上看，這些文章篇篇劍拔弩張，互相攻訐，其實許多重要篇章事先都經對方看過，然后才送給施蟄存。魯迅最初沒有公開發(fā)表意見，但他認真關注了每一篇文章，最后他寫成帶有總結性的《論“第三種人”》，先交給蘇汶，再由蘇汶交給施蟄存發(fā)表?！冬F代》還參與了30年代另一個重要論爭，即“京、海派”論爭。魯迅、曹聚仁等都參與其中。雙方唇槍舌劍，看似陣營分明，然而事實上施蟄存、杜衡與沈從文卻是好朋友，經常相互約稿。《現代》雜志上的這兩次文藝論爭，只是觀點的論爭，并沒有使論爭雙方彼此之間產生友情上的隔閡，然而卻大大刺激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利用這種形式的“論爭”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實為雜志主編采取的一種十分高明的商業(yè)運作邏輯下的編輯策略。

《現代》雜志給現代書局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商業(yè)效益，現代書局的聲譽和營業(yè)狀況日漸好轉，通過《現代》推銷、宣傳現代書局出版物的目的也達到了，張靜廬對此十分滿意。他在后來的回憶中寫道：“《現代》—純文藝月刊出版后，銷數竟達一萬四五千份，現代書局的聲譽也連帶提高了?！谝荒甓鹊臓I業(yè)總額從六萬五千元到十三萬元。這是同人們對于這初步計劃努力的收獲，也是我個人嘗試的成功?！?sup>[19]確實如此，《現代》雜志的成功，張靜廬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當我們認識到在既成的雇傭關系下，張靜廬在文化虛空中搶得先機以獲取商業(yè)利益的出版思維對主編施蟄存的編輯實踐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的時候，才能對《現代》雜志品格的生成做出全新的、富有說服力的解釋。

（原載《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8年第4期全文轉載）

【注釋】

[1]施蟄存：《〈現代〉雜憶》，《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

[2]《現代》創(chuàng)刊號《編輯座談》，1932年5月。

[3]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頁。

[4]同上，第100頁。

[5]施蟄存：《我和現代書局》，《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

[6]施蟄存：《最后一個老朋友—馮雪峰》，《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頁。

[7]同上，第126頁。

[8]施蟄存：《我們經營過三個書店》，《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頁。

[9]施蟄存：《我和現代書局》，《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頁。

[10]施蟄存：《浮生雜詠》，《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頁。

[11][美]李歐梵：《上海摩登》，毛尖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頁。

[12]施蟄存：《〈現代〉雜憶》，《沙上的腳跡》，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

[13]同上，第44—45頁。

[14][美]李歐梵：《上海摩登》，毛尖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頁。

[15]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6]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7]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

[18]同上，第141頁。

[19]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頁。